篇一：南越王墓出土带文字器物略考
历史地理第二十辑南越国建置演化之考析曾新关于南越国的建置，在研究南越国的相
关论著中多从疆界的角度来论及，极少有从
南越国建置体系演变的由来进行系统的分
析,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文中尤其对苍梧地区的建置及海南岛的辖属
问题做岀细致的考证，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以就教于学界同仁。秦朝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定
岭南后，着手经略岭南，其重要项目之一便是
援例推行郡县制，设置了三郡及数县，标志着
岭南越人地区正式归入秦朝版图。《史记?
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
以适遣戍。”秦末，天下纷争。接替任嚣行南
海尉事的赵佗“移檄告横浦、阳山、淳溪关,
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亡后，赵
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史
记?南越尉佗列传》九因此赵佗建立的南越
国的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设置的南海、桂
林、象郡三郡范围相当,其行政管理体制亦承
袭秦代郡、县二级制。与秦朝在岭南所设置
的郡县相比,南越国时期主要的变化有：1.秦时象郡的越人部族势力仍颇为强
大,故虽建立象郡,但未如南海郡一样设置郡
尉直接统辖其地,而是授“铜印青绶”给诸骆
侯、骆将，由他们进行管治，这从《交州外域
56记》称:越王“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
诸雒将主民如故”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及至
赵佗攻破安阳王后，析象郡为交趾、九真二
郡，分而治之，以削弱雒越人的势力。《史
记?南越尉佗列传》索隐曰：“姚氏案《广州
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
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
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
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2.
赵佗将桂林郡南部苍梧析出，封亲族
赵光为苍梧王，以控制西江中游，防止西瓯、骆越的叛乱。3.
在南海郡始分含眶、浹阳二县，以加
强控制北江水道。具体情况分述如下。一、南海郡《汉书?地理志》云：“南海郡，秦置。尉
佗王此地”。南海郡的辖县，据文献记载有番
禺、龙川、博罗、揭阳等,其地相当于今广东省
大部分。郡未设守，由尉兼掌三郡兵马，《晋
书?地理志》曰：“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
南一尉也。”秦代南海郡所设置的上述四县，本文承曾昭璇教授提出宝贵意见，谨在此忱表谢意。
在南越国时期沿设不废。南越国时南海郡增
置的县有帧阳、含眶等。番禺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
曰：“番禺，南海郡理也。”早在越灭吴后（约前
473年），番禺便筑有南武城，后越相公师隅
对吴南武故城进行修复，此据《读史方舆纪
要》卷一
O—严令师隅修吴故南武城是也。”
楚相高固再增为五羊城，《读史方舆纪要》卷
一
O—称:“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
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南武城，周十
里，号五羊城。”故先秦时番禺已成岭南的经
济中心，《史记?货殖列传》有记载:“番禺亦
其一都会也。”秦将任嚣入主番禺时,加筑一
城于南武城东侧，亦即位于文溪东岸，赵佗则
于文溪西岸建赵佗城。南越国时，番禺为都城、南海郡治。《汉
书?地理志》曰：“番禺，尉佗都/自20世纪
70年代后,在广州汉代考古中，陆续发掘出
南越国宫署遗迹，如1975年在广州秦汉船台
遗址上发现有铺砌考究的南越国宫署砖石走
道,走道上有朱红色的万岁瓦当，1995年在
老城区中心城隍庙前忠佑大街西侧发现了南
越国宫署遗址等。至于南越国其他遗迹则古
籍中记载颇多，如王子宅（今光孝寺）及迎陆
贾的泥城和越华楼像岗朝台，越秀山上的越
王台、越秀山下的赵佗井（九眼井，今存）。龙川县
赵佗初入越即任龙川令，辖地
在粤东北,《史记?南越列传》曰：“佗,秦时为
南海龙川令”，《正义》云：“龙川南海县也，即
今之循州也。裴氏《广州记》云，本博罗县之
东乡。”县相传建有城及官衙,今在龙川郊外
五华山即发现1400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即长乐宫故址，今存赵佗井。博罗县
即古缚娄国（土邦）地,今博罗
以东地区。在博罗已出土有先秦缚娄国酋豪
大墓。墓地大而齐整，出土铜器甚多,其中有
两套铜甬钟礼器，显示奴隶社会贵族头人的群体制已颇大。但按《吕氏春秋?恃君篇》所
载“缚娄、阳禺、驪兜之國，多无君”，则缚娄之
国无国君，国力弱小，难以抗秦。正如贾谊
《过秦论》所云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
吏”，封建制一吏可管制数国（土邦）和数十部
落。赵佗按族系分立为县，以统治之。揭阳县
《史记?南越列传》记有“揭阳
令定J《索隐》云:“揭阳县属南海』以县西北
秦戍五岭之一的揭阳岭得名（《读史方舆纪
要》）。其地当在今揭阳县以东到福建西南部
沿海，据《南越丛录》载:“绥安废县……东接
泉州，北连山,数千里日月蔽藏，昔越王建德
伐木为舟之处也』绥安在今福建漳浦，赵建
德在此伐木,此地当属南越国地。洌江县民国《清远县志》载沿革:“清远
秦为洌江，汉改中宿……洌释清洁、清澄，厥后
县号清远，盖亦取义于斯也但不见各史籍记
载。疑因此地上承英德、下连三水，为“两粤之
孔道,北来之门户”，故秦在此置县。《广东通
志1百二十卷记:赵佗“筑万人城于此”。含滙县
关于含眶、帧阳二县的设置时
间尚有争议。清康熙《英德县志》记载:“秦南
海尉赵佗置含眶、祯阳二县，属南海郡。汉元
鼎五年平南粤，改属桂阳郡，隶荆州/又民国
朱汝珍《清远县志》卷一称:赵佗划小北江以
内者为含眶县。其他文献则载此县与祯阳县
皆汉武平南越后建，如《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曰：“含眶汉旧县也”，疑为汉沿南越国建，当
与眶浦关建于此有关，因《水经注》云:“含眶
县南有眶浦关』该县地望在今英德西含洸
镇，连江下游小盆地。烦阳县
据民国朱汝珍《清远县志》称：
赵佗划帧阳峡以上者为帧阳县，但未见其他
文献记载。其他文献提及其在汉平南越后建
县，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含眶、5帧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
桂阳”;《通典》卷一百八十四曰：“帧阳汉旧
县S其置县亦当与眶浦关有关。其地即今英
德市地，在北江边上。二、桂林郡《史记?南越列传》记汉武平南越时云:“越
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集解》云:“汉书音义
曰:桂林郡中监,姓居名翁”;又《汉书?地理志》
曰:“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
年开，更名这说明南越国时沿秦制仍设桂林
郡。桂林郡地域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
西江谷地中最大一块平原。已知秦代下辖布
山、四会、苍梧三县。南越国沿设布山、四会二
县,苍梧则由桂林划出，另建越人土国。布山县
秦时置，为桂林郡治，南越国沿
设。县治在今广西贵县西南古城。贵县罗泊
湾1号汉墓规模颇大，显为奴隶主大墓，或南
越国高官之墓，出土漆器上有“布山”烙印文
字可证该县秦置①,还出土器物中有铜鼎、铜
三足案、铜盆、铜桶、羊角钮钟、漆绘提梁壶，及一大一小铜鼓二个等精美铜器，近200多
件，专家考证其具代表性的器物与广州南越
文王墓出的极其相似,均为南越国制造。四会县
秦时置，南越国沿设。《读史方
舆纪要》称:“在肇庆府北百三十里。秦置四
会县,属桂林郡”;然《汉书?地理志》将其列
入南海郡。已发现有先秦大墓，如高地园1号墓，分前后两室，台阶式墓道,铜器有鼎鉴、人首柱形仗头，疑墓主为奴隶主。显示四会
当时为越人小国，故立为县。三、交趾郡、九真郡南越王赵佗破安阳王后，即废象郡而置—5—
交趾、九真二郡。而秦置象郡大抵为骆越
分布区域，即今广西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
南部、越南北中部。《史记?南越尉佗列
传》索隐曰：“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
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
也。”《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
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
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
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
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
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
从上述记载可得几点结论：第一，交趾、九
真二郡为南越国时期设置的，第二，南越
国是将秦象郡辖地分置为交趾、九真二郡
的。学者论述多认为南越国时交趾、九真
二郡即为汉武平南越后设置九郡中的交
趾、九真、日南三郡地，其实并不尽然，还
应包括合浦郡地。合浦秦时为象郡地，那
么在赵佗攻破安阳王置交趾、九真二郡
后，这一地区辖属如何？文献资料没有明
确记载，有学者认为此地当时归桂林郡管
辖。然《交州外域记》中记“路将军到合
浦”时，二使者奉牛、酒等物品出来迎接，说明此地已为二使者管辖区。第三，赵佗
以骆侯、骆将治理土邦，所置的县当沿越
民建置，按越人土官分立为县，即《交州外
域记》所记：“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
多为雒将。交趾郡故地应包括今越南清化江以北的原象郡地区。今清化东山古墓出土的铜扁
壶、铜镜与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相
同。交趾属县未有明记，但郡有“民户口簿”,
则应有立县。在《水经注》等古籍中仍可查出①《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年第9期。
一些县名，如武宁县。九真郡位于交趾郡以南，按《交州外域
记》记载已有不少县名，如无切县、无编县
等,《汉书?地理志》记为汉县，未证实是南
越国时已立，但从越王墓出土铜器与此间
铜器比较看，十分接近，当时立亦非不
可能。临尘县秦置，汉代《茂陵书》:“象郡治
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此处所记的临
尘按距离计当在越南境内，而不是今日广西
崇左县之临尘。象林县
秦置,南越国沿设。《水经注》
卷三十六引《晋书地道记》曰:“郡去卢容浦口
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此县当在今
越南广南至规港。武宁县《交州外域记》曰：“……后南越
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
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
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
太康记》，县属交趾』其地在今越南河北省的北宁一带。四、苍梧国关于苍梧在秦代的建置,鲜见于过往史
籍、论著中。在近10多年的考古发现中，江
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奏锻书》一八记:“苍
梧守灶、尉徒唯谓庫：利乡反，新黔首往殻
（繫），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
难，恐为败。庫视狱留，以问狱史氏，氏曰：
苍梧县反者，御史恒令南郡复。”①湖北江陵
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奏獄书》为一种重要
的法律文献，其内容是秦末汉初（个别为春
秋）时的议罪案例。《奏谯书》一八案例说的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复审苍梧利
乡发生叛乱,经三次镇压方才平息,平息后惩
治逃兵定罪的过程。案中已清楚地记载了最
迟在复审时，即秦始皇二十七年苍梧已设行
政建置。然究竟为县或为郡尚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奏獄书》上记载的苍梧守实乃
郡守，同时《水经注?叶榆水》记:“秦始皇开
越岭南，立苍梧、南海、交趾.象郡”,可为佐
证，说明苍梧在秦已设为郡;而另一种观点认
为简中的“苍梧守灶”是代理县职的守令，与
江西遂川车头埼出土的秦戈有“临汾守暉”②
一样，记的也是守令。作者赞同后一种观
点，即秦设置的是苍梧县，而不是苍梧郡,
其隶属桂林郡。其理由除上述之外，还有
以下根据:首先《史记》没有苍梧郡的记载;
其二，《奏诫书》已有明确记载为“苍梧县”,
其文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为第一手资料，可
信度高。南越国时，苍梧从桂林郡划出，赵佗封亲
族赵光为苍梧王，建立小国。因为此地正当
五岭南北交通要冲，为桂江与贺江交汇入西
江主干之地，西江则是中原至“两广舟船必由
之路”（《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六“广西”），故
赵佗将其划出，实乃为加强管理。《史记?南
越尉佗列传》记载……杀王、太后、汉使者,
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苍梧王
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
定，自定属汉”。苍梧国故地在今广西梧州市
周围。五、海南岛已入南越国行政区域海南岛是否入南越国行政管辖,史籍没
有明确记载。先秦时，海南岛已有离耳国、僑①
《江陵张家山汉简〈奏澈书〉（二）》,《文物》1995年
第3期。②
李学勤:《〈奏澈书〉解说（下”，《文物》1995年第
3期。5耳国等越人土著国，《山海经?海内南经》称:
“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
南。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这应是汉代
设置脩耳、珠崖郡的基础。最早记载海南岛
置郡的是《汉书-贾捐之传》，曰严元封元年
（前no年）立脩耳珠屋郡”。即汉平南越时
还未占领海南岛，但这并不能说明南越国时
海南岛乃为化外之地，依据现有资料及其周
围的环境判断，海南岛在秦代应属象郡辖地,
南越国击并的象郡理当包括海南岛。依据
如下：第一，从考古发现中看，海南琼山有秦半
两出土。明唐胄《琼台志》称:“秦有至者”;该
志还称:“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
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
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禾田以六把为半担，十
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可证
明秦朝的势力范围已达海南。第二，海南岛应属秦代陆梁地三郡中的象郡,这可由海南岛对岸所设置的郡县求
得旁证。从地理分布上看，由越南中北部
到雷州半岛的台地区，均为象郡所辖，如地
方志记载化州、廉州、合浦、钦州、灵山、雷
州、海康等县，秦属象郡；台地以北的山区
为秦桂林郡所辖。海南岛北部的台地区，地理环境与徐闻、合浦相似，且汉初徐闻、合浦已成为远洋航行的起点，当时的航海
交通已完全能够沟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联
系，与大陆仅隔琼州海峡、与越南境内的象
郡首府隔北部湾相望的海南岛，应不会为
“檄外”之域，应归象郡管辖。第三,《汉书?贾捐之传》称海南岛为“骆
越”之人聚居地,这与象郡主要为越族、骆越
人居住区相一致。贾谊在《过秦论》中称:秦
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
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J说明
60当时百越之地土国林立，秦军占领的地方也
只限于军事交通要道和主要城镇，即象郡下
设土国建置，仍以其旧俗治理。第四，《汉书?贾捐之传》称：“元封元
年立脩耳、珠屋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
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与其
同时代的合浦郡有“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
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九真郡“户三
万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万六千一十
三”，按每户五人计，当时海南岛的人口已
达十一万五千，比岭南沿海各郡人口还多，有学者还计算出其“人口密度几于广东大
陆4倍”①。《汉书?地理志》对当时海南岛
居民的生活状况则有如下记载:“自合浦、徐
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
封元年略以为脩耳、珠產郡，民皆服布如单
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
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塵
廣』可见在汉初南越国时期,海南岛的经济
水平已与岭南大陆不相上下。当时海南还出
产“广幅布”，用棉花织成，成为建郡后的贡
品，《续汉书?食货志》称其布幅二尺二寸，同
书《西南夷传》称哀牢人织的布“幅宽五尺”,
两地的布当属同类，岛上居民生活习俗与大
陆相当，应不属化外之地了。第五,《汉书?西南夷两粤传》记载汉武
帝时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脩耳、珠崖、南
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这里“遂以其地”设置的九郡中,有僑耳、珠崖
两郡，说明南越国时海南岛已在赵佗统治之
下了，这也是汉武平南越后的第二年便能占
领海南，并在岛上设置两郡的基础。司①徒尚纪:《海南岛历代民族迁移和人口分布初
探》，《岭南史地论集》，广东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
篇二：南越王墓出土带文字器物略考
30文图胡田甜看南越国后宫制度从岭南出土文物
/“右夫人玺”金印“左夫人印”鎏金铜印“泰夫人印”鎏金铜印“□夫人印”鎏金铜印贵县罗泊湾M2“夫人”玉印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31但由于政治和地理环境上的相对独立，南越国的制度也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后宫制度即其中之一。1983年，位于广州象岗山的南越文王墓被发现，墓中东侧室有墓主南越文王赵眜的四位夫人殉葬，出土了四位夫人的印章及与后宫宫官有关的文字资料。南越王墓及两广地区其他汉墓出土的相关文物，为研究西汉时期南越国的后宫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后妃名位制度秦始皇始立皇后之号，建立了以皇后为首的后宫制度。西汉建立后，沿袭秦制，逐步确立后宫名位制度，后宫自皇太后以下有了较为明确的名号与等级，以分尊卑，即“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皇帝正妻）称皇后，妾皆称夫人。”除此之外，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称号。汉武帝时期，增加了婕妤、娙娥、容华、充依等名号，至元帝时又增设昭仪。汉代后宫嫔妃的名位可以类比外朝官员爵位和官秩的编制，汉初各同姓封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后妃名位亦大体如是。西汉时期，在汉廷与王国后宫之中，夫人通常指帝王之妾，皇后或王后以下的婕妤、美人等妃嫔皆为夫人。赵佗建立南越国时，“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他实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在将中原文明引入岭南的同时，也使进入岭南的中原人越化，南越国后宫仿效秦汉制度建立，也保留了越族的部分传统。南越王墓在南越文帝赵眜墓所在的象岗山上，并未发现王后之墓。虽然南越国残存了人殉制度，但应当不会以王后殉葬。南越王墓东侧室为四位夫人的葬所，出土了“右夫人玺”龟钮金印一枚、“左夫人印”、“泰夫人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以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形态为基础，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形成一套由后、妃、女官、宫女等组成的印”和“□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共三枚。四位夫人均为赵眜之妾，其中又以右夫人为尊，印章的材质与名称鲜明地展现了这一地位差距。汉朝并没有左、右夫人，右夫人的封号仅见于《汉书·西域传》：“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除了广州，夫人名号在南越国其他统治地区也有发现，1980年在广西贺县金钟村1号墓发现一枚玉质龟钮“左夫人印”，黄展岳先生推测是南越王赐给境内封君夫人的自镌官印。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配合各种宫规礼仪等级森严的后宫制度”。南越国建立于公元前203年，亡于公元前111年。南越武帝赵佗虽北面称臣，却仍私铸帝玺，西汉人王舜、刘歆曾说：“南粤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在赐给赵佗的诏书中，汉文帝更是写道：“服岭以南，王自治之。”尽管在制度上效仿秦汉，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32AntiquityandMan古物与人湾2号墓出土“夫人”玉印，墓主人可能是当地高级官吏的配偶。这说明在南越国统治地区，“夫人”是已婚贵族妇女的常用称号，左、右夫人的设置或许沿袭自越族传统。东侧室中与右夫人玺同出的有“赵蓝”象牙印，因赵蓝印与右夫人玺同出一棺，发掘报告认为其应为右夫人所有，“赵蓝”为右夫人姓名。白芳在《西汉南越国“夫人”玺印考》中进一步提出，南越王墓殉葬的四位夫人的称谓是对西汉时期“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称谓制度的效仿，与儒学大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倡的“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理想模式相吻合，证明南越国包括后宫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为西汉王朝各项制度之因循。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以“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凡是没有给秦始皇生育后代的嫔妃，均下令殉葬。史书中可见汉代无子的妃嫔被遣看守先帝陵园的记载，“汉、唐以来，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沾衾枕，事死如生。”汉成帝宫妃班婕妤就在成帝驾崩后，被充奉陵园。南越国制度大多仿效秦汉，为南越文帝殉葬的四位夫人，有可能是因无子而殉。而除了“夫人”以外，目前并未发现南越国有其他的嫔妃称号。南越国墓葬出土文物，王后属官大概有詹事、私府、景巷令、食官、厨丞、私官等。詹事、私府秦朝皇后宫官只有詹事和将行。西汉时皇后之事由詹事负责。《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属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又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宦官皆属焉（颜师古注：自此以上，皆皇后之官）。”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将行更名为大长秋。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为缩减后宫用度，废除詹事一职并将其职权移交大长秋。目前并没有出土文物能够证明各王国后宫有詹事一职的存在，但王国后宫中的内官，如食官、祠祀、永巷令等，皆仿汉制，隶属于詹事，所以王国后宫应当设有詹事一职，南越国亦是如此。余天炽在《南越国的官制沿革初探》一文中，根据南越国设官多参考秦汉之制，推测南越国设有詹事，专掌王后太子家事。私府为詹事属官，掌管皇后日常起居。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为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漆器上有“私府”的戳印，《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漆器铭文探析》一文认为一号汉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为赵佗建立国中之国分封的诸侯王，这个“私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南越王宫的私府，另一种为当地诸侯王的私府，后者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据此推测，南越国宫官中有私府的存在。王后属官制度受资料所限，南越王后宫是否建立系统的王后属官制度，目前仍不能确定。根据文献及景巷令永巷是汉朝嫔妃居住的地方，也有监禁妃嫔宫女之用。《三辅黄图》曰：“永巷，宫中之长巷，幽闭宫女有罪者。武帝时，改为掖庭，置狱焉。”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就将其宠妃戚夫人罚入永巷。永巷令通常以宦官充任，其职掌据《汉官仪》记载，为“掌宫婢侍使”。《百官表》中所见之永巷令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中书谒者、“景巷令印”铜印黄门、尚书等并列为少府属官，服务于皇帝，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33“楚永巷印”铜印印文“食官第一”陶鼎“厨丞之印”封泥另一种是詹事属官，服务于皇后。南越王墓前室殉人身上出土有“景巷令印”铜印，“景”与“永”在古代为双声叠韵，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张荣芳、黄淼章合著的《南越国史》认为殉葬于南越王墓前室的景巷令为詹事属官，笔者猜测，王国官制虽仿自汉廷，但未必原样复制。南越国的永巷令，或许将少府属官与詹事属官合二为一，掌管王、后日常起居。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楚永巷印”铜印，《史记·仓公列传》载济北王有“永巷长”。西汉时期，中央群卿属官称“令”而王国官吏称“长”，以示区分。南越国出土的“景巷令印”铜印，体现了南越国制度的特殊之处。南越国景巷令称令而不称长，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南越国制度设计有秦制的因素，与汉制有异；二是南越国相较同姓诸侯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其制度设计并未完全依照汉廷与诸侯国的等级次序。号汉墓出土了铭文为“食官第一”的陶鼎，《南越国史》认为此陶鼎当为詹事属下食官官署的器物，墓主人的身份与食官令有关。《百官表》所记的食官有两种，一种是奉常属官，“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主管祭祀食物。另一种是詹事属官，负责皇后膳食。南越国官制较西汉不尽相同，应当更为简化，太常属下的食官有可能与王后中宫食官系统合并，同时负责陵园与后宫膳食。秦制，詹事下设有厨厩长丞之官，汉因秦制，皇后宫官中亦设此职。南越王墓西侧室陶罐内食官、厨丞、私官广义上的食官，指的是为帝后准备膳食的官员，汉少府属下负责膳食的太官、负责饼饵的汤官以及负责择米的导官等均属于食官的范畴。各地出土的汉代器物铭文中有“食官”铭，说明汉朝有以“食官”为名的机构或官员设置。狭义的食官，指的就是这一类官员。广州1006“私官”银盒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34AntiquityandMan古物与人出土篆书“厨丞之印”封泥三枚。这证明南越国宫官中置“厨丞”之官，西侧室的随葬器物可能为厨丞封缄之后放入。南越王墓墓主棺椁中出土的蒜头纹银盒底部刻有“私官”的铭文，“私官”之名虽不见于《百官表》，但可见于其他记载。《汉旧仪》：“大官尚食，用黄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这与南越王墓的发现吻合。另外，在《封泥考略》中见有“私官丞印”。《汉书》载，张放娶皇后侄女时，“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号为天子取妇，皇后嫁女。大官私官并供其第，两宫使者冠盖不绝，赏赐以千万数。”应劭注“私官”为“皇后之官”，当为掌管王后饮食的官员。银盒底部的“私官”铭文徐州龟山一号汉墓出土的铜量上也刻有“楚私官”的铭文，由此可见，中央与王国之中都有私官的存在。
结语通过对迄今所见的南越国后宫相关出土文物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可以推测，一方面，南越国的后宫总体上体现了“承秦制”这一特点。东侧室出土的四枚印章和组玉佩等随身物品，证明后宫诸位夫人有着较为明确的位次，这种上下尊卑之分是王朝君主统治下的特殊产物，其目的是为维护君主专制。为了确保王后能更具权威地管理后宫，使后宫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王后属官亦有明确的分工，以及相应的官秩体系。另一方面，在仿效汉朝设立制度的基础上，南越国应当根据国内现实需要，对制度进行了改革。南越国后宫带有地方特色，左、右夫人之设当为南越国所创。这一现象从侧面体现出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制度联系。作为由秦朝大将建立的异姓诸侯国，对南越国的制度进行研究时，中央王朝的制度是最直接的参照，但其来源除了秦、汉之制，应当参考了当地百越民族的风俗习惯。南越国制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A中央朝廷未能对它实现制度上的完全掌控。左夫人组玉佩（作者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助理馆员）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篇三：南越王墓出土带文字器物略考
首都师范大学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考古学导论》考试试卷（A卷）
考试范围：《考古学导论》；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
院/系：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题号
得分
一
二
三
总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
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
评卷人
得分
一、名词解释（共4题，每题5分，共20分）
1．聚落形态
2．沂南汉画像石墓
3．前蜀王建墓
4．藏品编目
评卷人
得分
二、简答题（共5题，每题10分，共50分）
1．中石器时代的特征。
2．简述唐代铜镜的形制、花纹、工艺和演变分期。
3．简述南越王墓。
4．简述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5．简述文物保护材料的特殊要求。
评卷人
得分
三、论述题（共2题，每题15分，共30分）
1．试述二里头遗址的学术意义。
2．汉唐宋元都城布局之演变。
【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共4题，每题5分，共20分）
1．聚落形态是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组织起来的方式。它不仅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还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这些聚落是自然环境的反映，更再现了建造者所使用的技术，以及这个文化所保持的各种社会交接与控制的制度。聚落考古的研究提供了考古文化的功能性的解释的一个出发点。
2．沂南汉画像石墓是指发现于沂南的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墓主姓名无考，从墓形及车骑出行画像的导从制度看，应是高级官吏。墓室由前、中、后3个主室和4个耳室及1个东后侧室组成，全部用预制石材筑成。墓早年被盗，仅存少量残碎陶器和铜镞。画像多采用减地平面线刻，少部分为阴线刻，中室八角柱上的曲拱，则用透雕技法刻成应龙形象。出土画像内容主要包括战争、祭祀吊唁、车骑出行、乐舞百戏、宴饮庖厨、历史故事、家居生活等。在中室的八角柱上刻有两尊带背光的仙人图像，有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图像之一。在汉画像石中，沂南画像是具体刻画了当时的豪强大族生活而艺术水平又较高的作品。1956年出版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3．前蜀王建墓是指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墓，称永陵，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据出土的哀册记载，王建死于天光元年（918）六月，十一月三日入葬。1942～1943年，冯汉骥主持发掘工作。王建墓有前、中、后3室，三室之间皆用木门相隔，中室中央偏北有石棺床，上置棺椁，棺床四周有浮雕。后室出土有墓主石雕像，这种做法十分罕见，是研究唐、五代有关文物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王建陵曾被盗，但仍出土了玉带、银盒、银钵、银猪、铜镜以及册盒等随葬品。
4．藏品编目是指编制藏品目录，是博物馆通过编制和排列卡片的方法，把全部藏品进行编目，以便于保护和使用。藏品编目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填写编目卡片；第二步，将编目卡片按一定次序组成一个逻辑体系，编成目录。编制卡片是把藏品的鉴定与研究结果，扼要地记录在具有各种要素要求的编目卡片上，使之成为陈列与研究时的参考与依据。排列卡片要求按便于查找和使用的原则进行。一般卡片编目分法甚多，各馆应根据需要制定编目排卡体系与各种辅助卡片及目录。
二、简答题（共5题，每题10分，共50分）
1．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过渡性阶段。
（1）时间
从地质时代来说，属于全新世。在世界范围内约开始于距今1.2万年。欧洲从距今约1.2万年～4000年属中石器时代。
（2）重要遗址
①欧洲：欧洲中石器时代遗址有法国阿齐尔文化、法国塔德努瓦文化、丹麦马格勒莫瑟文化和英国斯塔卡等。
②西亚：西亚重要的中石器文化有凯巴拉文化和纳土夫文化。
③中国：在中国有陕西大荔沙苑文化、河南许昌灵井文化和山西沁水下川文化。
（3）工具
工具上，此时继续使用直接打制的大型石器，而占主导地位、间接打制的细石器工艺更为成熟，出现用细石片镶嵌在骨木柄上的箭、刀等进步的复合工具。中国山西下川文化还出现了压制法生产的石镞和琢背小刀等。
（4）经济特征
中石器时代的经济特征表现在直接取之于自然的攫取性经济高涨，并孕育向生产性经济转化。经济生活仍然基本上是渔猎和采集，采集目标集中于大麦、小麦等野生禾稼，这可看作是农业起源的前奏。弓箭普遍使用，狩猎效率大为提高。整个渔猎采集经济比旧石器时代有了长足进步。
中石器时代人们除利用自然洞穴栖息外，还有了季节性的窝棚居址。埋葬死者的方式也比旧石器时代更加复杂。中石器时代的这些特征，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2．唐代铜镜的演变主要经过四个时期：
（1）初唐（至高宗初期）
初唐主要有取材多为传说中的神兽的瑞兽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葡萄镜，瑞兽葡萄镜又称海马葡萄镜，主要装饰为葡萄纹，海兽分饰其间。
（2）盛唐（高宗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
盛唐主要以瑞花镜、人物镜、盘龙镜为主，前一期中流行的瑞兽镜在这一期仍在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较前一期见。
（3）中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德宗末）
中唐由于帝国气象不再是开元盛世时的景象了，节度使的割据慢慢形成，人们祈求和平安静的生活，使得瑞花镜和神化人物故事镜仍是流行的主题，传说中的神仙们所过的生活正是世人所向往的。
（4）晚唐（宪宗至唐末）
晚唐主要有八卦镜，万字镜等，万字镜武朝时已出现，但并未流行。另外，由于皇帝和贵族的需要，特种工艺镜在盛唐开始流行起来，传统的应用在铜器上的错金银，金银平脱，鎏金银，应用在漆器上的螺钿等技术开始大量运用于铜镜的铸造。
3．1983年6月发现的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是汉代少数未被盗的诸侯王墓之一，形制结构和葬俗在西汉石室墓中最为突出和独特。
（1）形制
①整体
整座墓构筑在象岗山腹心深处，墓底距原来岗顶17米。全长10.85米，最宽处12.50米。南越王墓是竖穴与掏洞相结合的一座大型石室墓，平面呈“早’’字形，由斜坡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组成。
②墓室
墓室全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墓道在南。墓室可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分为主室（含后藏室）和东、西侧室。前室部分随葬有礼器、车器、乐器、酒器、玩赏器和修简用器等，总之是“外藏室”，后室部分有墓主和左、右夫人的遗体、随身用品和庖厨用具，总之是“内藏室”。
（2）墓主和殉葬人
墓主套以丝缕玉衣。墓道近墓门处有殉葬人1个，似作头东足西，打横斜放。惜出土时仅存12件陶器，以及小铜镜和铜带钩各1件。侧室等还有殉葬人11人。
（3）随葬品
①“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乃生前用印，未死即有庙号；“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同此。《汉旧仪》：“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按，为封国之用），皇帝之玺（按，为赐诸侯书之用），皇帝信玺（按，为发兵之用），天子行玺（按，召大臣之用），天子之玺（按，为册封外国之用），天子信玺（按，事鬼神之用）。”可见，皇帝玺印也好，天子玺印也罢，印文中绝对没有“某某皇帝之印”的，所谓“某某皇帝”即庙号。庙号是皇帝死后，其子孙根据皇帝一生的经历和功过追加的谥号。所以说，“文帝行玺”是一枚“伪印”。
②金属
除了岭南特色的铜、陶、铁器之外，还有中原内地者，但多具早期（战国）的特征。随葬品中的封泥、铭刻、和“陶文”等有西汉的官名，还有编钟、遍罄、编铙等不自外于汉王朝。
除了铸铜之外，还有锻铸铁器的技术——南越王墓共出铁工具、农具、兵器246个号件（帝王墓出太多，仍珍贵），同时一个重26.5公斤的越式大铁鼎，从铁器知，加热锻加工和淬火处理技术较高，但未见“铸铁脱碳”的钢铁。
③经济
未有铸币，知内部商品交换不发达，但舶来品较多说明与外部的商品交换频繁。
④文化
未见竹简和“遣策”，但西耳室一漆木箱中有一套70多件的修简工具（3件锯为铜质，余为铁质）；又出一竹签牌上有书：“金誊一口”。金誊是包裹图书的囊袋，战国西汉大墓中盛行简书随葬。
⑥玉器
此外还出土一些颇具特色的玉器。
4．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1975年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1）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①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
②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
③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
（2）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①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纹饰种类也较多；
②春秋中期以后，基于周王室一统天下局面的崩溃与列国势力竞相发展局面的形成，青铜器的发展始转入一个新的高潮。一方面，在纹饰上以蟠螭纹为代表；另一方面，青铜器的区域性更为明显。
（3）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
5．（1）用于文物保护和修复的材料，必须能保持文物原貌，修旧如旧，是文物在保护前后外貌上基本一致或力争回复已损文物的原貌，要特别注意保护文物的历史标记不受影响。
（2）用于文物保护的材料，不应出现“保护性”损害，处理后不留隐患。
（3）用于文物保护的材料，能使对文物病害的治理与预防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既能消除影响文物寿命的病变，又能防止或延缓各种有害因素对文物的损害。
（4）用于文物保护的材料的性质及保护效果具有长时间的稳定性，同时这种处理还具有可逆性和再处理性，一旦有新的、性能更好的材料可对其进行无障碍替换。
（5）用于文物保护材料合成的原料应来源丰富易得，价格便宜，合成工艺简单可行，三废少且易于治理。
（6）文物保护材料必须认真严格地经过对比试验，优于一般常用的材料时，才能先用于残片或残缺文物；效果好时，再用到一般文物；经过多次试验验证确实无问题时，才能用于珍贵文物。
三、论述题（共2题，每题15分，共30分）
1．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市二里头村及其周围，该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二里头遗址初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为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证据。不过当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最终解读，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政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2）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判明二里头都邑的规划性，对于探索中国文明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3）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已实现了王朝更替，但二里头四期发掘表明宫殿区仍在使用中，甚至仍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工程。从考古学层面讲，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该遗址仍属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这一阶段最有可能是此前二里头都邑的持续发展时期，期间发生的王朝更替并未导致它的衰败。都邑仍未终结，是学界待解的一个问题。
2．（1）西汉长安城遗址
①概况：其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处。西汉长安城兴建始于汉初，汉武帝时建桂宫、明光宫、北宫、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昆明池，汉长安城初具规模。
②平面布局：城平面不甚规整，大体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北西两面环河，四面城墙各有城门三个；宫殿为城内建筑主体，长乐宫、未央宫位于城的南部，明光宫在城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为北宫和桂宫，居民区和东市西市位于城的北部，礼制建筑如明堂辟雍以及皇家苑林上林苑、昆明池均在城南郊。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
（2）东汉洛阳城
①概况：其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墙用土夯筑，仅存东西北三面城墙，各墙均发现城门遗迹。
②平面布局：城内街道与城门相通，或为文献所载“洛阳二十四街”。城中主体为南宫北宫，二宫一南一北，相距不远，中间有复道相连；太仓和武库位于城的东北部，文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位于城南郊和东郊，又有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
（3）北魏洛阳城
①概况：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利用了汉魏晋以来的旧城址。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为全城的重心所在。
②平面布局：洛阳城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铜驼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宗调、社稷及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工商业区设在宫城以南，明堂辟雍及灵台、太学等礼制建筑则设在城外南郊。
（4）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
①概况：其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曾为隋大兴城。唐建国后，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并作了局部修整和扩充，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国际城市之一。
②平面布局：唐长安城是由外郭城，宫城、皇城、里坊和市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城东北有大明宫与城相连。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5）北宋东京汴梁城
①概况：北宋东京开封城位于今河南开封市，前身为唐代汴州城，五代后梁以此为都，升为开封府，改名东京。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此。后周时期新筑外城，北宋时期又加改筑和扩筑。
②平面布局：其深埋于今开封市下，考古工作难以进行。今人据文献记载，对其大概形制进行了恢复。北宋东京城有三重城墙，呈三重城墙套合的结构，形成了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布局，城市总体布局上更加突出中轴线，至迟在北宋中期以后，东京有围墙的里坊和市场已取消，出现了井字形街道甚至是斜街，这是与隋唐长安城最大的不同，商业的繁荣可见于“清明上河图”。城内河道水系发达，景色美丽。
（6）元大都遗址
①概况：其位于明清北京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始建于1267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大都城的筑城工程大致完成。
②平面布局：元大都由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重结构组成，主要宫殿建于城市的中轴线上。其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皇城位于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宫城在皇城东部。元大都的中轴大路是纵贯宫城中央的南北大路，刻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相同。此外，元大都考古发现还包括城门、城内街道、城内水系、居住遗址等，为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及元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篇四：南越王墓出土带文字器物略考
我国最早、最宝贵的金质官印
中国最早的印章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印章主为天子专用，臣民印章只能称为“印”。
要是用来钤印封泥。当时公私印章都可以称为“玺”。秦始皇规定玺
中国印章图案完全由文字组成，字形的形体美对印章布局之美起决定作用，最常见的大篆、小篆和汉篆，宋元以后隶书、楷书和各种宋体书也开始出现在印章中。由于汉字本身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文字入印，汉字整体形状都成方块状，为体现对称之美，从秦代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
韩国1948年建国以来的四代传国玉玺
打秦始皇曾经命李斯把著名的和氏璧制作成传国玺开始，印玺就成了国家政权的重要象征。时至今日，韩国（第五代印玺）、日本仍在用它们各自的传国玉玺，以示正统。
而不知何时，我国各个机构的印章都变成了圆形。只在一个地方硕果仅存——那就是人民币背面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章”。
缅怀我们的印玺，就从印玺最初阶段——两汉、魏晋金质官印开始看起。
1.西汉
“文帝行玺”金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
量98％，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钮作一龙蜷曲状，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实用印。“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赵眛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
2.西汉
“右夫人玺”金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最小的一枚，但为四个夫人中唯一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她应是诸妃之首。
3.西汉
“太子”金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右夫人玺”金印，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出土的3枚金印中尺寸
“太子”金印，含金量
98％强，重
74.7克。印面阴刻小篆“泰
子”二字。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眛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眛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眛。眛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4.西汉
“石洛侯”金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据《史记》、及《汉书》所载，石洛侯为城阳顷王之子刘敬，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获封，至征和三年（前90）因罪被诛，在位二十四年。因而此印也就成为不可多得的断代标准品。
龟钮形式自秦代出现，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较为盛行。其间七八百年中风格又是不断演变着的。石洛侯既为西汉武帝时期所封，西汉早期至中期的龟钮，龟首稍短，龟身俯伏而形体显狭长状，龟背则中部稍隆起拱形。
5.西汉
“滇王之印”金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这一“滇王之印”。这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
关于“滇王之印”的意义，有一点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滇王当代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而且此印制作较潦草，字体亦不谨严，当是滇人的仿制品。
6.西汉
“诸国侯印”金印（即墨市博物馆藏）
这方汉印1977年秋出土于汉代皋虞县故地（今王村镇）的小桥村附近。按说，被分封的诸侯都有这样的金印，是一方诸侯权力的象征，而一般诸侯封地都会见诸于史书，因为分封诸侯这种严肃的事情一定会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枚金印却让众多的文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即墨的地方史料及《山东古国考》中，都没有此次分封的明确记载，仅在《山东古国考》中记载，商周时期有拟姓“诸国”，但此印到底是拟姓“诸国”的侯国印玺还是别的诸侯的侯印却一直没有考证出来，给历史研究者留下了一道谜题。
7.西汉
“宛朐侯执”金印
（徐州市汉兵马俑博物馆藏）
“宛朐侯执”金印，纯金质。龟形纽，龟首较小，稍外伸上昂，背部拱起，背上刻饰有由外向内相套含的六边形、五边形、四边形以
象征龟甲。印台为方形，四边略有外弧，纽与印台间有一圆形横穿孔。印面刻白文“宛朐侯执”四篆字，1994年江苏省徐州市簸箕山宛朐侯墓出土。
8.西汉
“关内侯印”金印
（山东省博物馆藏）
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汉代大将卫青、李息等都曾被封为关内侯。
9.汉（新莽）“新保塞乌桓西犁邑率众侯印”（日本京都有邻馆藏）
“新保塞乌桓西梨邑率众侯印”，传世品，早年流入日本。新莽官印中，首字刻“新”者，是颁布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汉书:“五威
将奉符令印绶，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印文“西梨邑”是乌桓部落之名,“率众侯”是新莽封乌桓之官号。此印是新莽授给内附之乌恒部落首领的官印。
西汉设乌桓校尉。东汉南匈奴归附，乌桓也向东汉臣服。公元49年，辽西乌桓各部首领922人携奴婢、牛马、虎豹貂皮和弓箭入洛阳朝贡。其中81酋长自动内留，光武帝刘秀封他们为侯王君长，使率众戍守北方10个边境郡县。在存世乌桓官印中多有“保塞”、“率众”字样，如“汉保塞乌桓率众长”、“汉乌桓率众长”等驼钮官印。
汉颁少数民族官印大致有如下特点：①首字多有“汉”字，以标明封建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②官印中多有族名。③赐给为朝廷征战有功的少数民族首领印多用“率众”、“率善”、“破虏”等字样，对归附投降的少数民族首领多赐带有“归义”一词的官印。④印钮绝
大多数为别具一格的驼钮。
到了民族大融合的魏晋时代，中央朝廷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更多。只是首字因改朝换代而由“汉”变成了“魏”或“晋”，但钮式依然是以驼钮为主。
10.汉（新莽）“偏将军印章”金印（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国三峡博物馆藏，被定为该馆”十大镇馆文物之一”。
“偏将军印章”，1982年出土于重庆市江北区嘉陵江边。重庆中“偏将军”其名源于先秦，盛于两汉。起先“偏”为编制单位，如“五十人为偏”(《周礼》），同时“偏”也有作将佐称谓，如“司马令尹之偏”。从西汉开始至魏晋时期，“偏将军”一职使用逐盛。如《史记·陆贾列传》记：“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王莽所置“偏将军”，多封予郡卒正、连帅、大尹，以镇压四方民众反抗。卒正、连帅、大尹均王莽改汉郡守之名。后因战事频繁，“偏将军”的重视程度也时而有所提高。更始元年(23年)，刘秀亦曾为“太常偏将军”。
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全国目前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存15枚。“偏将军印章”传世多为银、铜质，此金质印为仅见。
11.东汉
“广陵王玺”金印（南京博物馆藏）
学过篆刻的人，对这枚印玺应该对它特别熟悉，印文为阴刻“广陵王玺”四字，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使全印非常饱满，流畅和谐。1981年2月江苏省邗江县甘泉镇2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印是国内首个发现的汉代诸侯王玺，是汉代印玺中极为罕见的珍品。
这个金印的出现，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个文物难题。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顿时轰动全日本。根据《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这枚金印确系中国汉光武帝所赐，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而“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相关争论，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根据同墓所出器物铭文可以推知此墓主人为光武帝第九子刘荆。刘荆初封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徙封广陵王。
12.东汉
“朔宁王太后玺”金印（陕西省博物馆藏）
“朔宁王”是东汉初公孙述封隗（kuí）嚣的封号。史传的记载，隗嚣未曾入蜀。此印很可能是隗嚣兵败，王元入蜀求救时遗落在今阳平关的。其在今阳平关镇被发现，说明此地汉时已经成为聚落。
汉复王朝是西汉末年天水成纪（今甘肃静宁县）人隗嚣建立的。汉复王朝自隗嚣公元23年称王至隗纯公元34年降汉，共历二帝十一
年。隗嚣陵尚未发现。在隗嚣城内出土一枚龟钮金印“朔宁王太后玺”，为隗嚣母亲遗物，估计隗嚣陵墓在此城中。
13.东汉
“汉委奴国王”金印（日本福冈市美术馆藏）
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金印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开始时，无人知晓这金印来历，经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价值的中国汉印。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使者来汉朝贺，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授。倭奴国王视这金印为权力象征，十分珍重。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将其埋入
地下。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国也不复存在，金印在地下埋了1700多年。
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在天明四年(1784)的一天由一位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日本人视这金印为中日自古以来往来的有力证据，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现陈列在福冈市美术馆――特制玻璃柜中。日本政府将金印发现地辟为公园，称“金印公园”，入口处有一碑，刻“汉倭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十一个隶字。公园内竖有一巨大金印印文模型，并立有1995年郭沫若访问福冈时题诗的诗碑。这里已成为日本重要的旅游景点。
14.南北朝
“关内侯印”金印
（私人收藏）
关内侯，爵名，战国秦置。三国魏定为第十等，多系虚封，无食邑，以赏军功。晋沿置之。汉朝时皇太子、列侯、丞相、大将军的金
印上，都以龟为雕饰，称为龟钮。曹植在《王仲宣诔》中称：“金龟紫绶，以彰勋则。”指的就是龟钮金印的珍贵品位。唐朝时，武则天改前朝旧制，命五品以上的官员用龟为佩饰：三品以上的龟印用金饰，四品用铁饰，五品用铜饰。
15.汉魏
“濩（hù）泽侯印”金印（私人收藏）
濩泽，由上古时期缀于名山之间的一潭清池而得名，史书记载该池清澈澄莹，不汗不竭，雨涝不涨，后虽逐渐消失，但因周围水系丰沛，峻山环绕，自古被视为皇贵之地。先有舜帝自渔此地被帝尧发现终成华夏始祖，后有更始帝之后袭封于此。更始帝刘玄为东汉开国光武帝刘秀之族兄，因赤眉之乱被杀，光武帝念及手足之情，封其长子刘求于濩泽为侯，求后其子刘巡继之。由是，濩泽可谓华夏一族血脉宗源发祥地之一。
16.三国·魏
“魏归义氐侯”金印、西晋
“晋归义氐王”金印、西晋
“晋归义羌侯”金印
（甘肃省博物馆藏）
候”印应是曹魏政权赐予陇南一带氐族酋长的。
曹魏时期短暂，颁布给少数民族王侯的印极为罕见。“魏归义氐“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印应当是武帝到晋惠帝之数十
年间赐予陇南一带的羌、氐族酋长的。汉晋时代，氐族散居於西北及四川地区，不同分支有青氐、白氐、蚺氐等“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魏略·西戎传》）。“归义”是中原朝廷对边藩归附行为的懿美。晋朝赐予氐族王印多铜质或鎏金，此二印为金质，与内陆诸侯王同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时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
氐、羌是我国古代生活在甘肃、青海、四川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氐、羌族的这两种社会组织，也就是常说的“远夷”与“近夷”，“近夷”也就是“编户”，他们与汉民一样交租、纳税、服役，听候地方官的直接派遣，其酋长所授官职与汉民族大致相同，而不再用“归义”等用词。因此“归义”一词仅用于“远夷”或非“编户”酋长。
17.三国魏
“关中侯印”金印
时期侯爵官印，系国家一级文物，对考证魏晋时期政权封赏赐号及研究我国封建时期爵禄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中侯始置于东汉末年建安二十年(215)，此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已任丞相，掌握了朝中大权，他所设置的关内侯、关中侯在当时爵位很高，但皆不食米，在经济上一点特权也没有，只是一种虚衔，仅代表荣誉而已。
1977年河南泌阳县板桥乡采集，这方“关中侯”龟纽金印为魏晋
18.晋
“关中侯印”金印（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收藏）
1976年12月30日,煤炭部第十工程处在河北邯郸市南郊的三堤村北约200米处,即“赵邯郸故城——王城区”东侧的人防工程施工过程中,民工在挖土时发现金印一枚。邯郸市发现的金质“关中侯印”出土于赵都邯郸两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区域内。
“关中侯”的设置始于东汉末年，是一种安抚诸侯王的虚衔。邯郸历史上曾有孙资在魏晋时期被赐爵关中侯，推测这枚金印极有可能就是当时颁赐给孙资的。
19.西晋
“镇南将军印”金印（湖南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藏）
史载刘弘於太安年间（公元302年—303年）奉调镇讨张昌起义，及新野王司马歆败，代镇南将军。晋制四镇大将军位从公，皆假金章紫绶，此印正与之相合。汉晋金质朝官印传世罕见。
将军印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以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以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
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20.西晋
“宣成公章”金印（湖南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藏）
印文书体作悬针篆，为现存古代官印所仅见，别有一股清朗细劲的风韵。
刘弘，西晋时先后拜荆州刺史和宁朔、车骑、镇南建军，并以“勋德兼茂”封宣成公。这枚金印的出土，既证实了史籍所记的可靠性，也印证了晋代“四镇”将军位从公爵，皆假金章的制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1.西晋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内蒙古博物馆藏）
这枚印是西晋王朝赐给乌桓首领的。内蒙古乌盟凉城县小坝子滩
出土，同时出土的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珍贵文物。这几枚印与四兽纹金饰件同出，反映了乌桓与鲜卑的密切关系。
乌桓自被曹操击破后，势渐衰落。当时除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内迁外，其它诸郡乌桓大多留居原地，并保有一定实力。直至两晋，无论在塞外或塞内，乌桓的活动尚频见史册。西晋初，幽州北边障塞内外乌桓分别归附鲜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统治，并逐渐与鲜卑融合。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所谓“杂胡”。《魏书》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22.西晋
“晋鲜卑归义侯印”金印（内蒙古博物馆藏）
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乌桓族首领的印信。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
城县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先后发现“晋鲜卑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
鲜卑部落集团在春秋时期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鲜卑”作为族名最早出现于秦朝，春秋及春秋以前的族名是“山戎”，战国时期的族名是“东胡”，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鲜卑是蒙古人种，后来所说的鲜卑人“褐发白肤、高鼻深目”的外表特征，这是把鲜卑本族和被鲜卑征服的游牧民族搞混淆了，这种外表特征是其他被鲜卑征服的有中亚血统的游牧民族的，鲜卑本族的外表特征就是典型的蒙古人种。
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秃发氏发展于甘青间，与拓跋同源，同音异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
23.魏晋
“蛮夷侯印”金印（湖南省平江县文物管理所藏）
“蛮夷侯印”金印是西晋王朝敕封蛮族首领的爵印，且是仅见的一方蛮族金印。此印出土地湖南平江汉、晋时代属荆州，为当时蛮族聚居地区。此爵位当系蛮族首领所获封。汉晋朝廷赐给南方蛮族官印，多
1990年湖南平江县梅仙镇钟字林的钟姓农民在挖土烧砖时发现的用驼、蛇钮，印文前并冠以朝号。此印未署“晋”，比较少见。该印为蛇纽，其蛇身绕于印台之上，蛇头昂起，生气盎然。汉晋时代，蛇纽作为官印的纽式之一，流行时间较短，流传数量也很少，故《汉官仪》中都不见记载。西汉中期以后，中原朝廷颁赐的蛇纽官印，主要用于颁赐给滇、东夷、蛮族等特定地区的民族官员，最著名的有“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金印等，“蛮夷侯印”的出土。
24.北周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陕西省考古研究中心藏）
克，是迄今所见最重的一枚金印。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边长4.5厘米，通高4.7厘米，重802.56獬豸钮，獬豸是古代传说中能明是非辨曲直的神兽。1996年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发现，底张镇陈马村北周武帝孝陵出土，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藏。
“天元皇太后玺”原是北周武帝孝陵的陪葬品，1993年被盗出后踪影全无，直到1996年这件稀世珍宝才完好无缺地回到国家手中。
北周（557—581年）是古代少数民族鲜卑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长安，即今天的陕西西安。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宇文邕是北周最杰出的皇帝，在位19年，重民兴邦，提倡节俭。死后薄葬，不建封土坟丘，不置陵墓石刻与陵邑。所以唐代以后，人们已不知北周帝陵的具体方位。
金印的主人“天元皇太后”是指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她原为北方突厥国王的女儿。公元56年，宇文邕登上北周皇帝宝座，多次遣使迎亲，直至8年后方将天姿国色的阿史那氏迎至长安，封为皇后。578年，武帝崩，宣帝继位，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次年，周宣帝传位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580年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故此印为大象元年二月到大象二年二月（579—580年）武帝阿史那氏皇后称“天元皇太后”时所用金印。这位曾历经三朝的皇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卒年与武帝合葬孝陵，她生前享有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也一同随葬。
篇五：南越王墓出土带文字器物略考
文献综述
——关于青铜句鑃的初步研究
引言
中国古代对青铜器的研究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有人涉足了，但真正进展成一门严谨的学问那么要降至到宋朝时的金石学。金石学之“金”即谓青铜器，宋朝的金石大伙儿在青铜器的研究和著录上奉献卓著，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众多著录研究的青铜重器当中却难以寻觅到青铜句鑃的影子，而且这种先秦时期曾流行于吴越地域的重要乐器品种至今未见古籍有载，对它的研究和熟悉直到近代以来随着句鑃的零星出土才渐渐开启。本文试图对学界关于青铜句鑃的研究做一番梳理，弄清楚研究现状，提出存在的问题和阐发自己的熟悉，以期加深对研究状况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现状
青铜句鑃的研究最先能够追溯到清朝后期，其时有零星的句鑃出土，时人据实将其著录于文献，如清道光年间翁心存所撰《知止斋诗集》，详细地记载了乾隆五十三年出土于江苏常熟翼京门外的姑冯句鑃，另如光绪年间的收藏家王维朴在其《东武王氏商盉堂金石丛话》一文中记叙了有关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述》，《海外中国铜器图录》⑥
徐孟东，《句鑃发微——对一种先秦乐器历史踪迹的寻觅与思考》，《中国音乐学》1994年2期，的铭文分析，其以为“句”与“耇”有着相同的字义。
（2）“鑃”
关于“鑃”读音，学术界尚无定论。王国维以为“古音翟声与
声同部，有翟铎双声字，疑鑃即铎也”。王氏之说在那时取得很多学者的认同，但就目前对铎的熟悉来看，句鑃和铎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器物，不能混为一谈。“鑃”字不见于《说文》，目前学术界对鑃的读音多是依据《广韵》。《广韵》云“鑃，德弔切，同铫”，依此，“鑃”的读音当同“掉”。
鑃从金从翟，《说文解字·羽部》言“翟，山雉尾长者，从羽从隹。徒历切。”有学者依据金文中的“翟”字与“祭”字连用，如史喜壶铭“史喜作朕文考翟祭，氒日唯乙”，以为“翟”是一种祭名，前人在制造“鑃”字时是将“翟祭”这一祭名与用青铜所制的乐器结合起来组成了“鑃”字，并推测前人在祭典利用句鑃时，应有头戴或手持雉鸡羽毛的祭典舞人参加。并进一步从音韵学分析，以为“鑃”的音读实应读作“tiao”或“ti”音，至于属于四声中的那一声，还需要进一步审定。
③②①二、式
别
句鑃的自名不仅解决了其定名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名实关系明确的器物为咱们确信了句鑃的形制标准，为咱们对一件器物是不是为句鑃的判定提供了最大体的参照依据。
目前所见的相关文献中，有很多器物被定性为句鑃，但通过与标本器的比较，其中部份器物的判定或有可商的地方，本文所论述的句鑃范围大体依据标本器的形制标准，同时，关于那些在形制上与标本器有少量出入但又不宜归入其他器类者，本文试图综合比较其在组合、利用、功能等方面的不同予以判定，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形下，不轻易放宽标准，尽可能不为旧识所囿，以确保本文所述句鑃在最大限度上名实相符。
因为句鑃迄今未见于古代的文献典籍，关于其各部位名称的描述没有专门的记载，但考虑到句鑃的形制与钟接近，且同属乐器范围，因此在论述句鑃形制时均参考钟的各部位名称，也即《考工记·凫氏为钟》中关于钟的描述记载。由于句鑃的发觉还很有限，型式的划分还很不成熟，笔者主若是依照句鑃的腔体形制将其分为三式，具体方式主若是通过比较腔体的鼓张程度（铣间与鼓间之比）和两铣的侈张程度（铣间与舞修之比）来作为量化标准。现依照目前所把握的青铜句鑃的资料，分式如下：
①②③
杜廼松，《金文“句鑃”、“左守”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3期，王国维，《古礼器略说》
杜廼松，《金文“句鑃”、“左守”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3期，Ⅰ式：14件，腔体作合瓦形，平舞，侈铣，曲于，柄较长，作扁长柱形实体，近舞处略宽，下端略带锥度。腔体鼓张程度较Ⅱ式小，两铣侈张程度较Ⅱ式大。Ⅰ式句鑃皆素面无纹。有关统计数据见表一。
一、淹城句鑃（图版五·1）
1958年江苏常州武进淹城遗址出土。共发觉7件，为本地农人在内城河里挖淤泥时，在1米多深的泥炭草苔下面挖出的，同出有独木船及一批青铜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①
7件句鑃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别离编号为Ⅰ1～Ⅰ7，器身滑腻无锈痕，素面无纹饰，内壁平整。
二、高淳松溪句鑃（图版五·2）
1975年出土于江苏省高淳县顾陇乡松溪村，器系农人挖出。博物馆于高淳县废品收购站购得5件，又于农人手中征集2件。后于该地进行调查，未发觉其他遗物。现藏于镇江博物馆。
7件句鑃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别离编号为Ⅰ8～Ⅰ14，器身通体素面无纹。其中Ⅰ8器身近舞处有三角形透孔两个，Ⅰ11～Ⅰ13各有三角形透孔一个，另外Ⅰ1一、Ⅰ12舞面上左右各有一个透孔，这些孔均为铸造时内外范间芯撑遗孔。
表一
Ⅰ式句鑃统计表
（注：长度单位：厘米，重量单位：千克）
编号
Ⅰ1Ⅰ2Ⅰ3Ⅰ4Ⅰ5Ⅰ6Ⅰ7Ⅰ8Ⅰ9Ⅰ10Ⅰ11通高
柄长
舞修
舞广
鼓间
铣间
铣间/鼓间
铣间/舞修
重量
③②
①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②③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Ⅰ12Ⅰ13Ⅰ14（以上部份数据引自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
Ⅱ式：13件，深腔，腔体作合瓦形，平舞，侈铣，曲于，柄较长，作扁长柱形实体，近舞处略宽，下端略带锥度。腔体鼓张程度较Ⅰ式大，两铣侈张程度较Ⅰ式小。Ⅱ式句鑃大多饰有纹饰，也有部份通体素面。有关统计数据见表二。
1、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周公太，《瓦砾斋笔记》
3、配儿句鑃（图版六·二、3）
1977年6月出土于浙江绍兴城关四千米的狗头山西南麓，共发觉2件，皆有铭文，部份铭文因锈蚀严峻已漫漶不清。其中较大的一件（本文编号为Ⅱ3）现藏于绍兴市文物治理局，较小的一件（本文编号为Ⅱ4）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2件句鑃器身钲部近舞处皆饰有雷纹及三角蕉叶纹，蕉叶纹内填饰云雷纹，柄上加宽处饰有蟠虺纹。
4、广德句鑃（图版六·3）
1985年冬出土于安徽宣城市广德县高湖乡，共发觉9件，为本地一农人在将农田改成鱼塘时发觉。1986年3月安徽广德县文化局文物组在县贸易公司废品收购站发觉并收购了该批青铜句鑃。句鑃的出土地址为一坡状高地，据发觉者追述，句鑃埋藏于距地表1米多深的土层中，出土时九件器物为南北向横平卧置，交织排列，未发觉其他遗物。现藏于广德县博物馆。
9件大小不一，按大小顺序别离编号为Ⅱ5～Ⅱ13（表二中有关数据引自《皖南商周青铜器》）。其中Ⅱ五、Ⅱ7、Ⅱ11的纹饰特点与前面所述句鑃大体相同，另外6件皆只有柄根部加宽处饰有乳丁纹，其中Ⅱ9的一侧鼓部饰有对鸟纹。
表二
Ⅱ式句鑃统计表
（注：长度单位：厘米，重量单位：千克）
编号
Ⅱ1Ⅱ2①②①②通高
柄长
舞修
舞广
鼓间
铣间
14铣间/鼓间
铣间/舞修
重量
刘政，《安徽广德青铜句鑃初探》，《东南文化》1994年1期，安徽大学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Ⅱ345.4(残)16.4(残)Ⅱ4Ⅱ5Ⅱ6Ⅱ7Ⅱ8Ⅱ9Ⅱ11Ⅱ12Ⅱ131.95(残)
Ⅱ1025.5（残）
5.0（残）
Ⅲ式：
属于此式者目前仅见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套8件。（图版八·1）
此8件句鑃形制大体相同，大小相次。腔体作合瓦形，腔体鼓张程度较Ⅱ式大，平舞，弧铣，曲于。柄作扁方柱形实体，上宽下窄。整套器物体型硕重，器壁较厚。器身素面无纹，惟一面阴刻两行“文帝九年乐府工”，其下每件别离阴刻“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版，三、时
代
尽管本文所述青铜句鑃大多数为出土物，但大体上都不是经考古挖掘取得，因此无法从地层关系上把握其相对年代，对这些出土句鑃时期的判定主若是从出土时共存器物的时期、句鑃自身的铭文和形制、纹饰等方面来综合考虑，关于传世和著录的句鑃主若是通过著录的铭文和形制、纹饰特点来判定。
（一）春秋初期
Ⅰ式的淹城句鑃
淹城句鑃出土于江苏武进淹城的内城河中，同出伴出的青铜器有尊3、三足匜一、三轮盘一、牺匜1等。淹城句鑃一组7件，大小相次，器身光素无纹，亦未发觉铭文。郑小炉在《吴越和百越地域周朝青铜器研究》一文中将其定为春秋初期器。淹城地处吴地，出土的该批青铜器“具有浓郁的地址特色”①，故其为吴器的可能性较大。
Ⅰ式的高淳松溪句鑃
松溪句鑃出土于江苏高淳松溪，形制特点与淹城句鑃同，无纹饰和铭文，而且出土时未见其他遗物。据其形制特点和地望，以为其与淹城句鑃时期大致相同，亦为吴器。
（二）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Ⅱ式的配儿句鑃
浙江绍兴出土的配儿句鑃共发觉大小两件，两器同铭，据沙孟海先生考证，作器者配儿当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太子波②，亦即《左传》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的吴王阖闾之子终纍，其为夫差之兄。知此器当为春秋晚期吴国之器。曹锦炎在《配儿句鑃铭文跋》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青铜器铭文中吴国国名写作‘吴’，最先始于吴王阖庐时期。吴王阖庐之名铜器铭文或作‘光’、‘光
’、‘光韓’，吴王光以后只有吴王夫差一人……从器主的国名写作‘吴’来看，配儿句鑃的制作年代只能是吴王光或夫差时期。”③
浙江绍兴为周朝越国的都城，却出土了春秋吴国贵族之器，推测此器当是“吴后为越所灭，器入于越”④。
Ⅱ式的姑冯句鑃
姑冯句鑃实物虽已不存，但尚存的铭文拓本却为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关于铭文中的“姑
①②③④
赵玉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春秋文物》，《东南文化》1989年，沙孟海，《配儿句鑃考释》，《考古》1983年4期，曹锦炎，《配儿句鑃铭文跋》，《吴越历史与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沙孟海，《配儿句鑃考释》，《考古》1983年4期，冯昏同”，王国维、郭沫假设、杨树达等学者对其均有考证。杨树达以为“王静安谓即《越绝书》之冯同，郭沫假设谓《史记·越世家》、《韩非·说疑篇》及《越绝书·别传记地》之逢同，《吴越春秋·勾践人臣别传》之扶同并即这人。树达按：王、郭两君之说是矣。余谓姑鹏昏同不仅见于前代诸书，《左传》及《国语》之舌庸，亦即此昏同也。《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云：‘夏五月，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舌庸……。’又二十七年云：‘春，越子使舌庸来聘。’《国语·吴语》云‘越王勾践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熊夷。’”①从舌庸的活动年代来看，其子所作句鑃的时期当为春秋战国之际。
春秋时期的江苏常熟为吴国之地，而姑冯句鑃却为越国贵族之器，越人之器出于吴人之境，其时又正属春秋战国之交，正如郭沫假设所言“冯同之子器出于此者，于时吴已为越所灭（公元前473年）也”②。
Ⅱ式的程中，其形制大体维持一致，即为合瓦形体腔，平舞，曲于，侈铣，长方柱形实柄，柄近舞处略宽，柄下端略带锥度，但到春秋战国之际，腔体的鼓张程度增大，两铣的侈张程度减小，而且，较为明显的是，前期的句鑃皆素面无纹，而春秋后期那么开始显现独具特色的装饰性纹饰，铭文也开始显现。至于西汉武帝时期的句鑃，在岭南先秦考古材料中并未发觉，且时期较晚，可能为西汉时期的摹古之作或越之遗民对先秦句鑃的继承和进展，其时已是句鑃流行的尾声。
四、功
能
器物的大体形制特点往往决定着其大体功能，句鑃的类钟形体征决定了其大体属性当为乐器的一种，但句鑃不同于一样的钟类乐器，其不管在利用上仍是功能上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一）利用特点
1、句鑃不适宜悬置，极可能是插置利用。
句鑃与一样的钟类乐器在形制上最大的不同体此刻甬部，甬部的结构在专门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类乐器在利历时的置放方式。不管是钮钟仍是甬钟，其甬部都有适于悬置的结构，而句鑃的甬（也即柄）既不像甬钟那样设有用于悬挂的旋和干，也不像钮钟那样在甬上设穿以便悬挂，句鑃的柄为扁长柱形实体，没有任何附属结构，因此当不适宜悬置利用。郭沫假设从铭文的角度分析，以为“句鑃形制与钟为类，然相倒逆。钟之甬在此为柄，执于手，别以物扣而鸣之，故铭款之序亦上下相反。”句鑃只有于朝上，柄朝下时铭文才可顺读。
至于句鑃具体如何置放，郭沫假设以为是“执于手”，可能是参考了铎等乐器的利用情形。徐孟东在《句鑃发微——对一种先秦乐器历史踪迹的寻觅与试探》一文中也以为“句鑃那时要紧用于乐舞（越人乐舞极为发达），演出者手持句鑃排列有序按序敲击，且奏且行且歌且舞”②①。还有学者以为“此式（即Ⅱ式句鑃，笔者注）句鑃柄较长，其执持击奏的可能性并非一点也没有，但因句鑃是成编的旋律乐器，每一个乐工各持一件一路演奏，恐怕不便配合。而把它插置于
①②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某种座或架上以固定编排，如此固然便于演奏。推测这种置奏法可能是那时的常规奏法。”
笔者以为此说甚是。假设再从形体上考虑，成编句鑃中有的通高达60厘米，重达7.3千克（松溪句鑃Ⅰ8），形体过大，不适于手持，而且有的句鑃柄长仅9.6厘米（南越王句鑃Ⅲ7），柄太短，亦不便手持。
尽管目前尚未发觉犹如曾侯乙编钟那样的簴架，但有学者从出土的相关实物推测了簴架利用的可能性。费玲伢在其《越国乐器研究》一文中以为安徽屯溪1号墓出土一对五柱形座（图3-1）“应为木质簴架立柱之底座，‘五柱’实为插入木质立柱之长销钉”，还以为屯溪3号墓和绍兴306号墓出土的3件单孔插座（图3-二、3、4）“可能为越国乐器簴架立柱之底座或单件乐器之插座”，其说有必然道理，故提出以供参考。
2、句鑃是成编利用的，成编的件数可能依音律而定。
之前面的表达中，咱们发觉许多句鑃往往并非是单件出土的，如王子初，《鸿山乐器五说》，《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5期，王子初，《鸿山乐器五说》，《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5期，用这一重要特性，符合句鑃实际，且有“编钟”之例可依，故采纳之。
（二）功能特点
1、音乐功能
因为编句鑃的形态特点具有明显的乐器属性，编句鑃的音乐功能似乎就没有必要讨论，可是关于一套组合利用的乐器来讲，仅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判定其必然具有音乐功能是不够全面、科学的。从音乐学角度来看，判定编句鑃音乐性能的要紧标准不在形制，而在其发音是否符合音律标准，这要紧通过测音的手腕来判定。
关于目前出土的成编句鑃，通过测音的有淹城编句鑃、松溪编句鑃和南越王编句鑃。其中淹城和松溪的两套句鑃“均因锈蚀严峻，大多发音闷哑，音乐性能较差，测音结果难以判别其音列关系。”
而南越王编句鑃的测音结果最终明确了编句鑃是为一种定音乐器，“仅从耳测已可判定，这套巨型编句鑃被设计有明确的音列音阶，并可从每一件编句鑃的内腔找到清楚而规整的调音锉磨痕迹。尽管广州南越王墓编句鑃与上述各例在时期上已稍有距离，其为西汉时期的文物，可是仍然能够作为这种乐器音乐性能的确切证据，即这是一种形制上大小有序、音乐性能上有着音律标准的旋律乐器。上述‘编句鑃’一词的认定，应该是合理的。”②①
二、社会功能
编句鑃除大体的音乐功能外，其最重要的却是时期附加其上的社会功能。关于其社会功能的熟悉和解读主若是通过对其自身所带铭文的研究。
句鑃铭文中有言“自作商句鑃，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姑冯句鑃），“以享以孝，用祈万寿”（王子初，《鸿山乐器五说》，《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5期，徐孟东，《句鑃发微——对一种先秦乐器历史踪迹的寻觅与思考》，《中国音乐学》1994年2期，五、族
属
青铜句鑃的出土地址散布较为集中，目前仅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域有所发觉，江浙一带为吴越故地，安徽发觉的一例地址也在吴越之境，又前文所述的页
②的共通性，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仍是比较明显的。
王国维以为“古音翟声与
声同部，又翟铎双声字，疑即铎也。然三器（指姑冯和杜廼松，《金文“句鑃”、“左守”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3期，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综上所述，知句鑃既非铎，亦非钲，句鑃有其自己的内涵。句鑃自名“句鑃”或“钩鑃”，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吴越地域，形制特点为合瓦形腔体，平舞，曲于，侈铣，柄作扁长柱形实体，是一种成编插置利用的乐器，要紧用于宴享和祭祀。
关于句鑃的研究其实还涉及到很多问题，例如句鑃的铸造技术、文化属性、起源演变等等，大略因为句鑃发觉的实物实在有限，学界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即便是已经充分讨论的问题，如名称的释读，时期的判定等等也都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述的句鑃实例大体上为学界所公认，关于一些文献中称之为“句鑃”的实物，或因其形制与标本器相差太大，或因其性质临时还无从判定，秉着“多闻阙疑”的态度，暂不视其为句鑃。本文力图对学界关于句鑃的研究现状作一番综合的归纳，关于其中的观点，笔者或作一些补充，或于众家当中采一家之言，至于疏漏错误的地方，还请方家指正。
要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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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图版
致谢
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在论文的写作进程中取得了教师和同窗的帮忙，第一感激朱华东导师对论文的指导，给我提出了很多好的修改意见，另外，慕占雄等同窗也对本文给予了专门大的帮忙和支持，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谢过。
篇六：南越王墓出土带文字器物略考
南越震撼
（给中学生的解说词）
同学们：
欢迎你们来到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千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古波斯银盒、玉角杯等文物都是极富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稀世珍品。今天，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追溯岭南久远的历史文化与广州早期的城市发展。
一、存世93年的南越国
南越是“百越”中生活在岭南的一支，公元前219年，吞并6国后的秦始皇，发兵50万大军开始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在这50万大军中，有一位来自河北的普通将领，在十几年征战中，一跃成为封疆大吏，一国之主，他就是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征服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赵佗被派到南海郡龙川县作县令。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争雄天下，中原烽烟四起。赵佗利用这个最佳时机，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南越国的建立，既开发了岭南地区，同时促进了岭南和中原的融合，也推动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在历史上存在93年，共有五代王：开国之君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在统治南越国67年的时间里，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早期开发。现在广东龙川还有为纪念他而修建的越王庙，不过他的陵墓至今不知所在。
第二代王也就是墓主赵眜，是赵佗的第二个孙子，因为赵佗十分长寿，赵眜的父亲未能继位为王。赵眜二十余岁继位，在位16年，对北方的汉朝采取“绥靖”政策。他曾派儿子婴齐入朝当人质；当受到来自闽越国（福建地区）的侵袭时，还请汉朝出面解决。总体说，他在位十六年南越国内政治平稳，但与日益强盛的汉朝相比，实力已在渐渐衰落。
第三代王赵婴齐，在位十多年。他的陵墓在三国时被孙权派人盗掘。第四代和第五代王都是婴齐的儿子，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共在位三年。当第五代王赵建德因谋反被汉武帝所擒，斩首悬级于长安城门上时，南越国就灭亡了。
南越国存世的93年中，当时无论是汉高祖还是汉文帝对南越国的存在一直都心存芥蒂，他们表面上对南越国采取怀柔政策，实际上严加防范。汉越双方一直都在积蓄力量窥伺对方，伺机作出最有力的反击。在汉越相互较量中，南越国的优势逐渐丧失。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10万楼船大军消灭了南越国。
赵眜继位后不久，就将心思花在身后的阴宅上。这座陵墓虽然只有一百平方米，却按墓主生前的宫殿，设计了7间不同功用的房间，有前厅，寝宫、库房、御膳房，还有佣人的住所、妃嫔的后宫、还专门开辟了一间房来摆放乐器。墓里放进了上千件器物，吃穿用玩，无一遗漏。人死了，就不再回来，可是汉代的人认为，人死以后灵魂还在，于是死完全成了一个充满浪漫奇想的逍遥之旅。在另一个世界，人生似乎又一次重新开始。
二、冰清玉洁---南越王墓中的玉器
看到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美轮美奂的玉器，我们便想起《诗经》对玉的描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玉石本是没有生命的美石，但在中国古代，由玉石制造的各种玉器被赋予了无限的灵性与人性而成为一种超自然的物品。它不但是身份等级的标志，更是同神沟通的礼器，还是避邪驱疫的吉祥之物，更是儒家思想“德”的象征。可以说，在古人心目中，玉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它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中充当着特殊角色，发挥着其他器物无法替代的作用。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雕琢之精美都十分罕有。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岭南历史上这个神秘的王国打开了一扇门，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南越国玉文化的发展全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丝缕玉衣，它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所穿的玉衣,是用2291块玉片缝制而成的。据史书记载，汉代皇帝死后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公主死后，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南越王独树一帜，用的是丝缕玉衣，其中的缘由何在已无法考据。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工序。每一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琢磨，这需要有高超的冶玉水平。整个玉衣制作相当靡费人力和物力，据估计，一件玉衣，要花费一个熟练匠师10年时间。这件玉衣用鲜艳的红色，将一件玉敛衣装点得分外艳丽，也使人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它传达了南越人面对死亡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浪漫情绪，这种乐观流露
在对现世世界的留恋，对冥土世界的细致安排。生的快乐和死的从容是否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
这套组玉佩（墓主人组玉佩）通过其精美的构图、华丽的装饰效果使我们一下置身于强烈的艺术氛围中。组玉佩又称玉佩组饰，是指由玉璧、玉璜、玉环等器件，配以玛瑙、水晶等饰物组合而成的贵重装饰品。玉佩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很早，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就开始佩戴玉佩，战国时期佩玉相沿成习。古人佩玉是以玉比德观念的体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在古代社会不是随便的装饰，它所表示的含义含有身份地位、情感和社会交往的作用。墓主人这套组玉佩，自胸至膝，长约60厘米，覆盖在玉衣上。南越王墓中共出土组玉佩11套。其中墓主的这一套最为华丽，共用了32个饰件，尤其是中间的小金珠、小煤珠、小舞人使整套玉佩活泼起来，有了韵律感。这些组玉佩让我们隐隐约约感到，远离中原正统王朝控制的南越国贵族，在审美情趣上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中原汉王朝，他们所佩戴的组玉佩仍保持了战国时期组玉佩的特点，以追求繁复的设计和华丽的装饰效果为主流。这其中既包含了南越工匠个人审美的标榜、个性的张扬，同时也反映了南越国在审美上的地域性特点。
这款环状青玉全名是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它并不大，沉默地立在展架上，安静而内敛，无声地将一种完美的意境传达给了我们。我们看墙壁上放大的图案，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使它略感陈旧，内环中有一条游龙昂首挺立，横空出世，外环的凤鸟婀娜多姿，立于龙爪之上，凤鸟回头和龙喃喃细语，演绎着古老的龙凤传说，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和祝福。也诉说了当时的工匠面对龙凤题材时的创作心态。它既体现了鲜明的汉代美学风格，也反映了南越国治玉技术已达颠峰水平。
这块兽形玉佩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热烈的激情。玉佩上半部是一个幻想的恐怖怪兽，他怒目横髭，神秘莫测，一玉璧横穿怪兽鼻孔并可自由摆动，怪兽左侧攀附着一只螭虎，右侧则空无一物。一种不对称的美极具震撼力地体现了越人在进入文明时代所经历过的死亡和恐惧、孤独和迷茫。从艺术风格来判断，这种布局上的不对称，应该说是越式玉器的典范之作。
展厅北部的玉容器尤为激动人心。南越国贵族觥筹交错、对酒当歌的鼎盛场面通过这些玉质酒容器完整而富丽堂皇地展现出来。据说在秦汉出土的玉器中，玉容器相当稀少，而在西汉南越王墓中就发现有五件，且件件风格迥异，做工精
细，美伦美奂。这只角形玉杯，用一整块青白硬玉雕琢而成，布局巧妙，雕工娴熟，凝望着它，我们不能不折服于南越国这些没有留名的伟大工匠，他们将实用器物和造型艺术的高度融合把握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极限。流畅的浅浮雕、高浮雕，恰到好处的透雕，尤其是反折向上回转的底部，将整件玉容器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件玉容器无疑代表了当时治玉技术的最高水平，也说明南越国玉文化发展深度与中原水平相当。
据说在古代西方，这种角形杯十分流行，希腊人称之为“来通”，视之为圣物。后在西亚、中亚一带都发现有多种形式的来通。这使我们一次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想从2000多年前这个帝国边缘的王朝去追寻这玉角杯的故事。工匠们治玉的传说时沉时浮，难有清晰的轮廓。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奇妙的南越国绝不会是封闭的，必定产生过多元文化碰撞的火花、交流的盛况。越人务实、兼容、创新的特殊气质，使其极富创造力的将东西南北汇集而来的文化融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
进入第四展厅，最特别的玉器就是玉剑饰了。在剑上以玉作装饰，始于西周，到战国两汉时代臻于兴盛。玉具剑上的玉，其主要作用是用作于装饰，根据所在部位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的实用价值和名称。从剑首至剑鞘末端的4件玉剑饰分别称：首、格、璲、珌。。
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58件玉剑饰，多数作高浮雕，刻出的游龙、螭虎、瑞兽，雕工精湛、形象逼真、神态生动，惹人喜爱。有鬼斧神工之妙，令人惊叹。在一座墓中出土款式如此众多、构图如此奇妙，工艺如此高超的玉剑饰，实为汉代玉剑饰之冠。宝剑上装饰玉剑饰既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也成为展示越人才智与治玉工艺的不朽实物。
这件雕刻精美的圆雕玉舞人，它是西汉出土的唯一一件圆雕玉舞人。玉舞人跳的是我国汉代著名的长袖舞，韩非子说过“长袖善舞，多财善谷”。那个时代人们将跳长袖舞和积累财富相提并论。女子可以通过跳长袖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赵飞燕一夜之间飞上枝头变凤凰，就是因为她擅长跳长袖舞。汉高祖最喜爱的戚夫人，史书记载也是著名的长袖舞专家。这件玉舞人是典型的越人跳楚舞，她头梳螺髻，轻舒广袖，臀部微翘，身似无骨；她婀娜多姿，着装时尚，边跳边唱，神情妩媚。这件玉舞人透露出工匠们对现实社会中完美女性的喜爱和情致。
三、熠熠闪耀---南越国的金银器
黄金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十分贵重的金属，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南越王墓是迄今所发掘出土金器较多的一座西汉墓藏。通过这些光彩夺目的金器，我们可以领略到南越国工匠智慧的光辉，西北草原文化的气息，秦楚文明的遗韵。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文帝行玺”金印，它是解开南越王墓之谜的钥匙，是南越国独特历史文化的印证，是古代南越灿烂文化的见证。这枚金印最直接的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他是目前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汉代最大的一枚金印。这枚金印在文字、形制、尺寸大小、材料的运用上都打破了秦汉的礼制。南越国只是一个诸侯国，其王应用“王印”，而赵眜却用龙钮“印玺”，且印的大小远远大于帝玺。这反映了偏处南方一隅的南越国与中央政权保持相对对抗的独特地位。这枚“帝印”当然不会是中央政府颁赐，因而，它又是一件难得的南越国的艺术珍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台上的游龙。龙首高昂，龙身蜿蜒起伏，游龙的龙身中间背脊显得粗壮雄健，高耸呈蓄势状。龙首尾和双足各踞一角，使整条蟠龙象在游动疾走，又象在积蓄力量，一待风云再起便直上九重霄。这枚“帝玺”构思奇巧，造型生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三枚金印，除“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两印都是方形，大小约为汉尺的“方寸”。两印上都是龟钮，但是又略有不同。“泰子”印上的金龟稳重、严肃、温厚，而“右夫人玺”上的金龟则显得活泼秀丽。值得一提的是“泰子”金印印面光平如镜的铸制工艺，水平相当之高，铸制工艺比“文帝行玺”还要细致。
南越王墓的金器中有许多动物造型的艺术品，构思巧妙，形态生动，充满了大自然清新、活泼的情趣。您看这个高不到2厘米的金带钩，造型独特，和一般弯弓形的带钩风格迥异。钩形是一个长喙的雁形。雁的身体肥肥胖胖，双翅合敛，全无展翅高飞的意思，反而好象无所事事，又似在左顾右盼，那比身体还长的嘴显得夸张、滑稽，透出几分调皮，这完全是一个憨态可掬、与世无争、无忧无虑的小肥雁。再看看8片杏形金箔片上的图案，纹饰主体是两个绵羊头的侧面，两只螺旋状的大弯羊角突出、醒目。这两只绵羊此时后脑靠后脑，且表情严肃，仿
佛在沉思。瞧它俩，多像闹了矛盾的两个好朋友，想互相和好但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样子很有趣。这些杏形金叶的图案造型粗旷大方，是草原文化特有的造型和风格。
看到金花泡，您必定会为其工艺的精巧细致，造型的奇特而赞叹。其实它不是中国的工艺品，而是南越国的“进口洋货”。西方的黄金加工技术出现得比中国早，也更发达，从这小小的金花泡亦可看出。金花泡呈半球状，直径仅1.1厘米，泡壁薄如纸，由金箔片压制而成。球面正中饰一圆圈纹，外绕心形和点珠纹各三个。而每个点珠纹由3个小珠上再焊接一个小珠组成。最为精彩的是，球面上的纹饰均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在20倍放大镜下可看到焊接痕，如此精细入微的工艺品是难以想象的。
从南越王墓的发掘情况看，许多精美的玉器、青铜器、漆器上都有黄金饰品。南越王所喜爱的一件龙形玉佩折断后，工匠在折断处套入一个长5.9厘米的金钩。金钩首尾都是虎头形，钩首虎头凶猛异常，虎眉奋扬，额顶刻一“王”字，赫然是兽中之王。钩尾的虎头下铸一方孔，玉龙的尾部就套入孔中。整件玉佩顿时现出一种龙虎相争，金虎噬玉龙的争斗气势。一个只有手掌大的铜虎节上镶了60多片金闪闪的柳叶形纹饰，使一只铜猛虎更具王者至尊的威严。
四、银
器
中国银器的出现始见于春秋，但用量很少，多作为错金银工艺中的银辅料。到西汉时，除少量青铜器上的错银饰物外已出现较多的银容器，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银盒，卮、匜、洗等器皿。
观赏南越国的银器，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造型独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银盒。银盒呈扁球形，全盒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盒身上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盖与盒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般凸起。银盒的造型、装饰和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金属器皿风格迥异，却与伊朗和爱琴海地区出土的银盒相同。原来，银盒的娘家在遥远的西方。如果再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银盒还是一件中西合璧的精品呢。因为盖顶上的凸榫，底部的圈足，在造型和工艺上都是中国的传统风格。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中，最能反映古南越国工艺水准、审美情趣以及当时人们生活时尚的便是银带钩。南越王墓共出土了7件银带钩，工艺精致，装饰华
丽，构思复杂奇巧，是极富艺术情趣的工艺品。如一件出自主棺室的带钩，呈弯弓形，表面饰以高浮雕纹饰，镶嵌宝石，十分华丽。纹饰又分为三段，第一段为龙头钩首，下连卷云纹；第二段钩体主体纹饰是一龙首，浓眉圆目，双角直竖，两侧是高浮雕向前腾越的飞虎；第三段由钩体正中到末段，其间分嵌三组宝石，以卷云纹作隔界。带钩背面饰以针刺的卷云纹，这件银带钩通体鎏金，镶嵌宝石，纹饰复杂生动，显得华丽无比，是带钩中的精品。东耳室出土的一件银带钩，钩身是变形龙体，双龙交缠相连嬉戏，尾部作卷云纹，造型精致、优美。东侧室出土的一件银带钩，钩上半部是龙尾，下半尾龙爪，是变体图案化的龙身，上面饰以七星勾连纹，造型别致奇巧。
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银洗、银匜等容器，是实用性生活用具，虽无华丽精巧的纹饰，但其朴实凝重，亦别具一格。
五、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
中国古代青铜制造始于上古时代的晚期，经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足足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国青铜器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内涵丰富，制作精良，早已被公认为中华艺术宝库的瑰宝，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化艺术遗产。
西汉南越王墓共出土了500多件青铜器，包括烧煮、饮食、服饰、车马、礼乐与兵器等多种器物。倘徉于其中，您能感受到鎏金错银、镶宝嵌玉的装饰之美，呼吸到反传统风格的轻巧生动、多变写实的清新气息，感受到夹含着中原秦汉、南方楚国、南越本土以及西北匈奴文化的八面来风。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逐一领略南越王博物馆博大精深的青铜世界。
主体陈列楼第三展室，有三枚虽也闪着金光，但光泽暗淡的金印。它们是三枚鎏金铜印。从印刻的篆文，可知它们的主人是墓主的三位殉葬夫人：左夫人、泰夫人与[]夫人。铜印与“右夫人玺”金印同出于（东侧室），但三位夫人所受宠幸显然不及右夫人，其印为铜质而非纯金，尊卑由此可见一斑。
南越王墓的青铜器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普遍接近现实生活，但也有些例外，这6个原钉在墓主外椁壁上的鎏金铜铺首就散发着一种商周青铜饕餮的狰狞神秘之美。六个铜铺首一样的面容：粗卷的眉毛、圆瞪的双目、眦牙咧嘴，宽大的鼻子里衔着一个大圆环，环上又铸出三组卷云纹带饰，面目十分夸张狰狞。看
到这种现实不存在的怪兽，常常会令人感到沉重、神秘又恐怖。
南越王墓曾有一件大型漆木屏风陪葬，但出土时屏风已朽，仅存若干件铜质构件，构件虽少，但件件造型生动，极富南越文化特色。
首先是人操蛇托座。它是屏风下面的托座，托座分上下两部，上部转页能旋转90°,下部跪着一个操蛇的力士.这力士显然是位越人，你看他双眼瞪圆，眼珠外突，鼻短而高，身材矮小，肩腰粗壮，穿着短衣、短裤，打着赤脚，这些都符合古代越人的身体特征与岭南气候。这位大力士口衔一条两头蛇，四枚獠牙卡紧蛇身，两手各操一蛇，两腿各夹一蛇，几条蛇相互纠缠在一起，构成一幅生动、形象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图像。
朱雀是古代传说的四种神灵之一，鎏金朱雀铜顶饰放在屏风顶部，象征吉祥如意。它造型优美，富于动感。虽被铸在一个方块底座上，但昂首振翅、傲然睨视，仿佛随时准备展翅高飞，飞向更高、更远、更加光明的九重天外。朱雀头顶上的插筒与尾部的裂口，是用于插雉鸡尾，根据出土现场测量，每条雉鸡尾长达一米。
至于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它面部造型与前面介绍的铺首相似，同样面目狰狞，表情夸张，极富装饰效果。
南方青铜器多见龙、蛇、青蛙造型，但一般都是单独成型，而这件屏风底部的龙型托座却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组合而成，构思十分巧妙。其中螭龙占主体地位，它扬脖昂首屈肢盘尾，作起步状，四足睬在一个支座上，支座由两条蛇卷缠两只青蛙构成。青蛙张目瞪口，表情恐怖紧张，双肢用力作欲挣脱逃跑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蹲卧在龙口里的一只青蛙表情安详，似乎刚逃脱了毒蛇的纠缠，得到了龙的保护。三个不同的动物就这样巧妙地组合成一个精美、奇特、富有神话色彩的造型艺术品。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信陵君窃得魏王的右半虎符，与领兵将领的左半符验合后夺取了兵权，解救了赵国。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虎节，与“虎符”一字之差，使用方法及用途与虎符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它是单独使用，不需要验合两个半符，同样可以用来征调战车和士兵，虎节正面的“王命=车徒”错金铭文中的“车徒”两字，就表明了虎节的军事性质。这件虎节不仅用途广泛，在造型工艺上更是罕见的精品。整个老虎的造型威猛生动，昂首挺
胸，虎视眈眈，身呈满弓状，尾上卷成“8”字形，蓄势待发，好一只准备扑食的出山猛虎！虎两面的毛斑铸出弯叶形凹槽，贴以60余片金箔，整个虎节金光闪闪，斑斓有序，让人叹为观止。这枚虎节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件错金铜虎节，弥足珍贵。
汉代虽不是“兵戈乱浮云”的年代，但必要的军事装备仍是不可少的。南越王墓出土了戈、矛、戟等兵器。戈最常见，古称“勾兵”用以钩杀，它是中国青铜时代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特殊兵器，除了东方一些受中国古文化影响的民族外，在西方古代文化中是寻不到它的踪迹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戈绝大部分只剩青铜铸的戈头，南越王墓出土了一把比较完整的铜戈：“张仪”铜戈。通过戈内所刻的铭文我们可知戈为秦戈，到赵眜下葬时已历110年左右，至于如何流落至此，已不可详考，据推测可能是秦国军队南下征服岭南时带来的。透过斑斑绿锈，我们似乎还能看到工匠在忙碌铸造、士兵们浴血沙场、南越王把剑赏玩等一个个画面。逝者如斯夫！阅尽了2300多年的大浪淘沙，这件古器似乎在无言地诉说一段沧桑的历史、一个烽烟四起的年代，同时，也在期盼着永世的和平。
汉代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漆器取代，但铜镜却一支独秀且有新的发展。南越王墓共出土39件铜镜，不少是铸制精良的珍品，其中有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铜镜，直径41厘米，分为两区，内区绘卷云纹，外区绘人物，呈纯白、青绿两色。镜锈蚀严重，但所绘人物尚有一组依稀可辨。稍仔细一点便可看出，中央有2人在跨步弓腰作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笼袖旁观。由此可知，这是表现一场众人围观斗剑表演的图案，并可推断斗剑在当时是一项很流行的体育竞技活动。铜镜实用而美观，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文献和诗词中，多有记载。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经历了十年征战生活回归故里后，又恢复了“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性生活；南朝陈国徐德言与其妻乐昌公主，因亡国而劳燕分飞，但最后凭着当年的信物——一面破成两半的铜镜重圆而得以团圆。铜镜的作用已不在局限于照容，还成为男女爱情的信物与象征。
另一面带托铜镜的特点在于镜面和镜背托分别铸出。经测定，镜面含铜锡较多，光洁度高但质坚易脆；镜托则较柔软不易断裂，两者用胶漆粘合，以刚柔相合的办法组成一个器物，在当时来讲是十分先进的，在考古发掘中也尚属首次。
南越王墓共出土了十六对鎏金铜牌饰，其中蓝色平板玻璃牌饰就有十一对。
这种镶嵌蓝色平板玻璃的牌饰，除广州外，别地未见。这种牌饰可能是仿匈奴牌饰而作，是南越国最高层贵族所持有的佩饰物。这块蓝色平板玻璃很值得一提，它含有铅贝两种成分，不同于钙、钠的西方玻璃，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平板玻璃。说明早在西汉时代，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生产的平板玻璃。熏炉是燃焚香料的工具，在岭南汉墓中普遍发现。熏炉与乐器、酒器同出，表明是宴乐时焚香的用具。连体炉由4个小方炉合铸，平面呈田字形，方形座足，盖、身有菱形镂孔，座足镂孔呈条纹和三角形纹，别具一格。这种王室专用的熏香炉可同时焚烧四种不同质地的香料，目前仅发现于南越王墓中，反映了南越国先进的铸造技术水平。也给我们呈现了一幅香气缭绕、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王室奢华的生活画面。
这套一大一小两面青铜印花板其貌不扬，却是印染工具的祖师爷。小的一件用以固定图案花纹的分布位置，称“定位纹版”；大的用来印染主要图案，叫“主面纹版”。它们对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纺织技术的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文王赵眜的墓室窄小，放不下完整马车，但他仍想在阴间以车代步，退而求之，他只能用车马构件代替马车，继续前呼后拥的排场气势，表现其神圣的地位。这些构件品种齐全、制作考究、装饰华丽，大家可以想象用这些鎏金错银、光彩照人的器具装饰南越王乘坐的马车是何等的富丽堂皇。
鼎本是作食器用的，后发展为礼器。在古代社会，它是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权利的标志。在史书中，记有“定鼎”、“迁鼎”、“问鼎”等史实，其中“问鼎”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陈兵洛阳，向周示威，周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庄王，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在追溯了九鼎的历史后，说：“周虽然衰落，当仍是上天授命的国家，鼎是国家的重器，怎可问其轻重？”原来周的九鼎，是国家社稷、统治权利的象征。周室已衰，庄王想取而代之。问鼎就是对周的轻蔑、图谋叛逆的反映，王孙满为维护早已风雨飘摇的周王朝，自然不允许问鼎之轻重。鼎的地位如此重要，陪葬必不可少。南越王墓共出土鼎36件，分为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汉式鼎与越式鼎的区别在于足部是兽足的形状。在汉鼎的盖部、腹部近口沿处都可看到“番禺、少内??”
的铭文，“少内”说明是官职名，秦时设置，掌管财货，汉朝沿用。可见这件汉式鼎是在番禺专门为主管库藏的少内官署制作的，它也是广州城市建
设史上的重要物证。
炊具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具，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炊烤器。其中有两件器物几乎可以与今天烧烤设备相媲美。一座煎炉下层燃炭火，上层煎炒食物，类似现在的“铁板烧”。另外一座烤炉用以串肉烧烤，现代烤炉设备也不过如此。炉侧壁铸有4只小猪，可推测此炉曾用来烤乳猪，现今广东有一名菜：烤乳猪，看来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的。
传说在夏禹时，帝女令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远了仪狄，并禁绝作酒，还预言：“后世必有以酒忘其国者。”可惜夏禹的警告并没有被重视，后世饮酒之风越演越烈，伴随而来的青铜酒器的铸造也日益发展。南越王墓陪葬的大量酒器，有造型光圆、端庄大方的壶，有古朴厚重、纹样复杂的钫，但最具南越特色的，当数提筒。现在展出的提筒是一字排开的，但出土时，大小相套在一起，以这件铸制最精（手指船纹提筒）。这件提筒腹部微鼓，船身有4组纹饰，画面上有羽人船4只，船与船之间用水鸟、海龟、海鱼作装饰，船身修长，两端高跷，船首底部倒挂着一具人头，船首站立一水鸟，首尾各竖两根羽毛。每船有羽人五名，戴羽冠穿羽裙，他们形态各异，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手持兵器，有的专心击鼓，有的正在砍杀俘虏。岭南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该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也有专家认为是海战凯旋归来的场景。
南越王墓出土的日用铜器中，除了镜、熏炉、印章等，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器物。有个长方圆角平底的器物叫匜，它是洗手的用具，匜内盛水，水由匜口流出，再用叫“洗”的器物在下接水洗手。在铜镜出现以前，人们用来照脸的工具是鉴。有了镜子后，鉴就主要用来盛放食物，南越王墓中的鉴出土时里面盛有鸡、猪、牛、羊骨和鱼、龟等，另有“泰官”封泥两枚，说明随葬前经过掌管皇帝日常饮食的泰官检验过的。
古人事死如事生，南越王在阴间仍想延续其钟鸣鼎食的生活，陪葬了整套的青铜乐器。其中有：14件一套的钮钟；5件一套的甬钟；8件一套的勾鑃。它们都是敲击乐器，大的声音低沉，小的尖锐，依次由低到高。其中勾鑃为古代吴越地区特有的乐器，上面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每件还分别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这是至今全国发现的唯一套具有明确纪年、又有编码的勾鑃，现在音质尚佳，仍可用于演奏。这套乐器珍品曾奏出多少美妙乐声，弥漫在南越
11王宫的上空，喜庆的宴乐，最终变成了哀乐。勾鑃被深埋在了地下，默默与南越王相伴，地下只数日，人间已千年。现在已是作为一种极高价值的文物接受同学们的欣赏。
（走出博物馆）各位同学，两千年前岭南灿烂的历史文化一定会给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欢迎你们的再次到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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